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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夺转抢劫罪的认定不应忽视对被告人主观认识的考量
作者:张 琳 苏 平 时间:2018-07-27 分享给好友: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2016年3月某日,被告人巫某伙同“凯凯”在成都市新都区某交叉路口,采用由巫某驾驶一辆红色无号牌摩托车,“凯凯”动手拉扯的方式,趁在路边的杨某不备之机,将其脖子上的一根黄金项链抢走。便衣民警发现被告人巫某和“凯凯”的抢夺行为后,驾驶一辆普通民用机动车尾随二人至大丰街道,并趁机拦下二人所驾摩托车进行抓捕。被告人巫某手持一把匕首与民警发生抓扯,后伙同“凯凯”驾驶摩托车逃脱。经鉴定,被抢黄金项链价值4900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巫某伙同“凯凯”抢夺既遂后,为抗拒抓捕以暴力相威胁,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巫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其伙同“凯凯”驾驶机动车在龙桥镇抢夺他人财物后,行驶至大丰街道附近时被他人用车撞翻,虽然与对方发生抓扯,但不知道对方是警察,其被公安民警跟踪并实施抓捕的行为,不符合抢劫罪“当场性”的要件,巫永全离开犯罪现场后抗拒抓捕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转化型抢劫,其行为应当以抢夺罪定罪处罚。

        二、审理要义:主观认知的缺失阻却抢夺转化为抢劫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巫某伙同“凯凯”实施完抢夺行为后,被公安民警尾随跟踪并实施抓捕时暴力对抗的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转化型抢劫。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即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巫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转化型抢劫在于其行为是否应当认定为“当场”使用暴力抗拒抓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转化型抢劫犯罪中的“当场”是指在盗窃、诈骗、抢夺的现场以及行为人刚离开现场即被他人发现并抓捕的情形。本案中,巫某暴力对抗的行为既不是在抢夺的现场,也不属于刚离开现场即被人发现并抓捕的情形,不应当认定为当场使用暴力。虽然司法实践中往往将行为人刚离开现场即被人发现并追捕的情形视为现场的延伸,但本案中的行为人并不知晓自己被跟踪追捕,其主观上的认知缺失导致了现场延伸的中断。最后法院审理认为,巫某并非当场使用暴力抗拒抓捕,其行为不符合转化型抢劫的构成要件,应当以抢夺罪定罪处罚。

        三、学理探究:在转化型抢劫犯罪中对主观认识考量的正当性

        转化型抢劫的法律依据来源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即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按照法律原意,抢夺转化为抢劫需要满足三个构成要件,一是具有抢夺行为,二是当场暴力对抗或威胁,三是具有三个法定目的之一。本案中,巫某在实施完抢夺行为后,在不知被“便衣”尾随的情况下使用了暴力对抗。从表象上看,被告人有抢夺行为,有暴力对抗,难以辨别的是“当场”和“为抗拒抓捕”两个关键性因素。本案中,正是由于巫某对抓捕行为主观认知的缺失导致了现场延伸的中断,即失去了转化为抢劫犯罪的可能性。

        (一)转化类犯罪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性升级的否定评价

        抢夺与抢劫的共同点在于在夺取财物的过程中,通常与受害人发生身体接触,并存在不同程度的暴力。两者的区别在于,抢夺的暴力程度显著轻微并着力于物,而抢劫的暴力程度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或不敢反抗,并直接着力于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抢夺行为的公然性,致使其遭遇反抗的几率较大,极易发生暴力升级导致犯罪人主观恶性增大的情况。因此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特别规定了抢夺罪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可以转化为抢劫罪。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遵循;二是形成一种行为指引,明确此种主观恶性的增大会导致刑法上升级的否定性评价,以此对行为人形成威慑。

        同时,任何一种刑事苛责都必然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罪过。主客观一致原则把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限制在其主观认识之内,有利于防止罪刑擅断,是人权保护的重要体现。在抢夺转抢劫的犯罪行为中,行为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明显的故意,而犯罪故意是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构成,认识是意志的基础。在本案中,只有当行为人明确认识到他方的对抗是基于其抢夺行为,而行为人依然选择采取对方不能或不敢抗拒的暴力行为继续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才具有转化为抢劫的可能。因此,在转化升级犯罪的认定过程中,行为人的主观认识是必须要考量的重要因素。

        (二)被告人的暴力对抗不符合法定“当场”性的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转化型抢劫犯罪中的“当场”是指在盗窃、诈骗、抢夺的现场以及行为人刚离开现场即被他人发现并抓捕的情形。本案中,巫某伙同“凯凯”实施抢夺行为的地方是龙桥镇,而抗拒民警王某抓捕的地方是大丰街道,显然不是抢夺的现场。那么,本案是否属于行为人刚离开现场即被他人发现并抓捕的情形呢?也就是说,本案是否可以对犯罪“现场”作合法延伸?笔者认为,对于转化型抢劫发生的空间是限定在犯罪现场及现场的延伸,这种现场延伸是基于与犯罪现场有密切联系的自然延伸,可以视为犯罪现场的情形。法定的表述是刚离开即被发现并抓捕,这种现场延伸发生在抢夺行为后极短的时间里,如前所述根据刑法主客观一致的原则,行为人对抓捕应当具有明确的认识。因此,在犯罪人缺乏对“被追捕”主观认识的的情况下,“现场”延伸即中断,其后续的暴力对抗行为将不符合法定“当场”性的要求

        (三)被告人并不一定具有“抗拒抓捕”的主观故意

        本案中根据抓捕民警的陈述,巫某伙同“凯凯”在龙桥镇实施抢夺行为时,已经为在场的便衣民警所发现,后民警秘密跟踪二人至大丰街道后方实施了抓捕行为。由此,可以确定两点,一是巫某刚离开现场时即被发现,二是巫某并不知道民警的跟踪行为。巫某实施完毕抢夺行为后已经离开了犯罪现场,在被尾随至离犯罪现场相当距离的另一地点被便衣民警用车逼停后使用暴力。被逼停后的第一时间,被告人并不清楚便衣民警的身份,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认定被告人暴力对抗与之前抢夺行为的关联性,也就很难认定被告人具有法定的“为抗拒抓捕”的主观目的。如果本案不是“暗跟”而是明追,行为人在明知因抢夺行为被追捕情况下,不一定会选择暴力升级。

        因此在本案中,被告人的“现场”延伸因其主观认知的原因已经中断,其在犯罪现场之外的地方实施抗拒抓捕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当场使用暴力抗拒抓捕,其行为不符合转化型抢劫的构成要件,应以抢夺罪定罪处罚。

        结 语

        犯罪是法律对行为人在其主观心理支配下所实施的具有客观危害性的行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 主客观一致原则把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限制在其主观认识之内,有利于防止罪刑擅断,是人权保护的重要体现。刑法分则在规定具体犯罪行为时一般不会列明或者强调行为人的主观认识状态,但是刑法总则关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应当适用于分则规定的所有罪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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